毋庸置疑的是，财政对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增减税收、购买、转移性支出等方式，熨平经济波动、调控社会供需，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二，统筹财政资源，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第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地方财政积极性。在财政推动“富裕”的基础上，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财政如何保障“共同富裕”的“共同”，也就是促进公平分配、改善人民生活。为此，本文将重点研究财政在调节分配中的作用，通过建立分析框架，多维度分析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作用。

　　一、财政与分配：基本分析框架

　　（一）平等的经济学内涵与公平分配的维度

　　从经济角度看，人与人的平等本质上是效用的平等。影响到效用的主要经济变量有消费、闲暇、财富、公共服务、利他精神等，由此影响到居民效用平等的经济因素也有多种。居民的消费和闲暇要建立在拥有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因此要达到消费平等和闲暇平等，关键是要实现居民间可支配收入平等，这也是狭义的收入分配平等。

　　居民将可支配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时，因为商品价格中含有间接税而需要支付税收，由此产生间接税的分配。购买会产生公共服务，它涉及了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公共服务平等主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仙草百痛康体现。利他精神主要是指通过帮助他人使自身幸福感提升，这是从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层面进行分析，在改善他人效用水平的同时促进人人效用平等，发挥慈善公益事业在三次分配中起到的调节分配作用。因此，公平分配的经济维度包括：可支配收入分配、财富分配、间接税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分配。这几个维度的分配均体现在国民收入循环中。

　　（二）国民收入循环过程与公平分配的实现

　　财政的本质是国家主导的分配活动，研究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最有效的分析工具是“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集中展示了国民财富在各个部门间的分配情况，涵盖了国民收入循环的四个环节。

　　第一，生产环节，也称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由企业主导、通过生产要素创造增加值，生产环节产生的分配是要素收入分配，例如劳动者报酬属于劳动要素收入，营业盈余和资本折旧属于资本要素收入。第二，再分配环节，由主导，通过税收、转移性支出等手段影响、企业和居民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分配。第三，使用环节，各部门将可支配收入用于投资或消费，其中消费包括消费和居民消费。第四，积累环节，也就是上述投资在部门和企业部门形成的资本积累，以及在居民部门形成的财富积累。

　　财政手段贯穿于国民收入循环全过程。在生产环节，征收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生产税，并通过基本建设支出等手段，影响整个市场的财富创造，在该环节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分别取得初次分配收入，活动会影响要素收入初次分配。在再分配环节，通过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税收手段和养老金、医疗金等转移性支出手段，会影响到要素收入再分配，并直接作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配。同时，提供的公共服务会影响居民间的公共服务分配。

　　在使用和积累环节，一方面，居民购买的消费品的价格中含有间接税，会产生间接税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对居民财富征收的财产税会影响财富分配。需要说明的是，要素收入分配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效用，它不是最终的分配结果，而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前者的变化是引起后者分配状况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因此影响前者分配格局的因素也会间接影响后者的分配状况。

　　二、居民收入分配份额：演变和比较

　　（一）部门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

　　再分配则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由主导、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进行分配，主要包括所得税、社会保障等形式。通过社会保障收支、仙草百痛康从哪儿买向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影响居民部门分配，以及通过向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部门分配，分配结果使、企业和居民分别取得各自的可支配收入。基于此，可以分别测算出1992—2019年国内四大部门的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

　　1992年以来，部门收入分配格局经历了向和企业部门倾斜到逐步趋于稳定的变化。90年代初期，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快速发展、金融市场逐步完善等因素显著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降息政策、拓宽融资渠道等手段也减少了利息支出，有利于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分配收入的快速上升，企业部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份额平均上升了约8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

　　同时，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激发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高了税务部门的税收努力，以及叠加人口红利、技术模仿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红利，共同推动了税收高速增长，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部门分配比重。这一时期，企业部门和部门分配份额的提高，要素收入分配向仙草百痛康胶囊资本要素倾斜，直接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份额明显下降。直至2007年，党的会议报告提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此采取了最低工资制度、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等措施，使得居民收入份额稳步上升。

　　将各部门再分配份额与初次分配份额相减，得到各部门在再分配环节的得益或损失情况。与初次分配份额相比，部门在再分配环节始终处于净得益地位，尤其是2000年后多数年份的调整效果高于1%，这主要由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使得再分配份仙草百痛康官网正品保障额上升。宏观数据上看，2000—2018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从999.63亿元、659.64亿元增长到35323.71亿元、13871.97亿元，二者年均增速高达20.77%和19.20%。

　　相反，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再分配环节一直为净损失状态，也主要是受到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侧面说明了主导的再分配环节是以企业部门作为主要调控对象。1992—2010年间，个人所得税规模、社会保险缴款不断上升，同时社会保障支出力度也持续加大，支出侧和收入侧互相对冲促使居民部门在再分配环节从净得益变为接近零值。而后，受到“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政策的影响，2010—2017年居民部门再分配调整效果重新处于净得益地位，分配份额呈上升趋势。2017—2019年居民部门再分配调整效果则略有下降、低于零值。

　　（二）居民收入分配份额的比较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份额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是，通过比较若干国家（地区）部门可支配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分配份额略低，约为60.3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77.76%）、英国（67.11%），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73.79%）、南非（62.69%）。反之，我国企业部门收入分配份额偏高，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分配份额大多高于其他经济体，直接挤压了居民部门的分配份额。

　　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份额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一方面，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且不畅。众所周知，企业融资除了通过自有资金，还可以通过权益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然而，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不足，企业融资渠道和居民投资选择有限，导致居民仍然以工资或劳务报酬为主要的获取收入方式。截至2019年，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分别为513472.1亿元和44429.9亿元，后者不足前者的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银行储蓄利息率不断下调。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银行储蓄是居民的主要投资渠道。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利率。以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例，从10%左右降至如今2%左右，制约了居民利息收入仙草百痛康北京医苑堂的增长。

　　二是我国长期保持较低工资水平。我国平均工资处于较低水平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过剩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应届毕业生规模庞大，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供过于求的现象；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的低工资政策仍广泛存在，叠加我国尚未建立市场化的工资形成机制，拉低了整体平均工资水平。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拉低了劳动要素分配份额，而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劳动要素收入，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份额的下降。

　　根据几个国家（地区）居民收入分配份额的变动规律，人均GDP越高往往居民收入份额也越高。然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份额不仅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甚至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份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